延安文學的經典與傳承
小字號延安是中國革命圣地，新中國文藝出發地。
陜西是中國革命文學的發源地，紅色文化深深地滋養著這片文學的沃土，傳統文化和紅色革命文化的基因，為陜西文學的生長和發展提供了充足養分。從杜鵬程的《保衛延安》、王汶石的《風雪之夜》、柳青的《創業史》、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到李敬寅的《轉戰陜北》、馮積岐的《鳳鳴岐山》、鐘法權的《張富清傳》、孫揚的《興安蹤影》，從早期的戲劇作品《梁秋燕》《青春之歌》《萬水千山》《又一個黎明》到屢獲國家級重要獎項的《大樹西遷》《麻醉師》《柳青》《平凡的世界》等戲劇精品，再到《我從延安來》《魯藝之光》《向北，向北》《驕楊》《永不磨滅的勛章》等紅色題材劇目，紅色基因作為先進思想文化因子的高度凝練和升華，被深深融入陜西文藝創作當中，以貼近現實的思想高度和以情動人的藝術溫度，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
延安 新中國文藝出發地
20世紀30年代，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救亡旗幟，倡導并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地文藝家和愛國青年紛紛奔赴延安，與經過長征來到陜北，以及堅守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一起，共同為抗戰勝利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奉獻出青春熱血和藝術才華。
延安時期的文學作品是在血與火的斗爭中誕生的，為服務于抗戰，作家們奔赴前線，深入敵后，創作了大量揭露日寇侵略罪行、謳歌抗日軍民英雄事跡的報告文學、小說、詩歌、散文，在國內外報刊上傳播，為動員民眾，團結抗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個時期涌現出了丁玲、周立波、茅盾等一大批文學家，他們深入基層，扎根在人民之中，創作出了大批優秀作品，深受人民的喜愛。
丁玲是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參加革命隊伍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在她近60年的革命文學生涯中，創作了400多萬字的著作，出版有《丁玲文集》《丁玲全集》，創作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思想深刻、為人民所喜愛的作品。她的作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她的名字，深深鐫刻在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學的歷史上。
1937年，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以歌、舞、詩、劇、曲藝等大眾藝術形式，活躍在沁源、洪洞、運城等10余個縣市的60多個村莊，長途跋涉數千里，演出百余場，深受抗日軍民的歡迎。在緊張的戰斗生活中，丁玲還創作了獨幕劇《重逢》，寫了許多反映西戰團生活的散文，文風樸素明快，充滿濃郁的戰斗氣息。
1939年底，周立波來到延安，擔任魯藝文學系教員。他主講的世界名著選讀課，細致入微，條理清晰，在學生中贏得了極高的聲譽。聽課者從文學系擴展到其他系，后來擴大到延安的機關、學校。
1940年，茅盾來到延安。他應魯藝師生邀請講授文學課，還為魯藝師生漫談自己的創作經驗，熱心輔導學生進行文學創作和提高文學修養。每個星期他都去參加延安的各種學術討論會、哲學座談會和報告會。后來，他被組織安排到重慶工作，他以延安的這段生活為題材發表了散文《白楊禮贊》《風景談》《記魯迅藝術文學院》等膾炙人口的名篇。這些文章巧妙地以景寫人，以物言志，深情描繪了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積極向上的生活。
延安 開創人民文藝的新時代
為了服務抗戰，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各類藝術教育機構，不僅創作抗戰作品，而且為抗戰培養儲備了一大批文藝人才。
魯迅藝術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藝術教育機構，成立于1938年4月，1940年更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學改名為魯迅文藝學院，簡稱魯藝。
魯藝實施統一戰線下的抗戰文藝教育，招收培養學員680余人，并先后在晉察冀、晉東南、晉西北和華中等地創辦了魯藝分校，形成了以延安為中心，輻射全國各地培養文藝人才的教育基地，除此之外，還為陜甘寧邊區和前線舉辦中短期文藝培訓班。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年輕的魯藝人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他們拿起筆，為抗戰文藝書寫絢爛篇章，拿起槍，投入火熱的抗日斗爭中。他們用熱血和生命實踐了革命文藝戰士的信念——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血戰到底，大批魯藝英烈為民族解放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劉白羽1938年2月來到延安，5月參加抗戰文藝工作團，并赴華北抗日前線，他謁見了朱德、任弼時等八路軍將領，后返回延安，寫成了報告文學《八路軍七將領》。陳學昭是延安時期著名的女作家之一。1938年，她和丈夫、孩子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延安，在延安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了大量通訊文章，郵寄到重慶《國訊》雜志上出版，后結集成《延安訪問記》。《延安訪問記》是繼斯諾的《西行漫記》之后，第二次全面正面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被譽為第二部《西行漫記》。
延安也是詩歌的海洋。大批熱血青年云集延安，詩社相繼建立，詩歌創作十分活躍。詩人蕭三曾說，延安的詩歌運動、詩朗誦運動開全國之風，延安是街頭詩運動的發祥地。如田間的詩《假使我們不去打仗》——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日本強盜用刺刀殺死我們，還要指著我們的骨頭說：“看——這是奴隸！”以《大堰河》《我愛這土地》聞名于詩壇的詩人艾青，來到延安任《詩刊》主編，后又任魯藝文學系教員。狂飆詩人柯仲平一氣呵成創作出2000行的長詩《邊區自衛軍》，影響甚大。還有由林伯渠發起成立的延安唯一的古典詩詞詩社——懷安詩社等。
抗戰文藝的繁榮，促進了文藝理論研究和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發展，各類學術理論研究機構和社會科學興趣小組紛紛建立起來，如魯迅研究會、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等研究機構等。胡蠻在延安魯藝東山的窯洞里，撰寫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美術史論《中國美術史》。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作家們深入基層，貼近工農兵，緊扣時代脈搏，聚焦勞動英模，創作出一大批反映人民群眾現實生活、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真正屬于人民的文藝作品，延安文藝呈現出氣象萬千的新面貌。趙樹理、孫犁等人的小說創作不斷涌現出新的作品。李季運用陜北信天游曲調創作了長篇敘事詩歌《王貴與李香香》，作品一經傳播產生了廣泛影響，茅盾評價這首詩“是一個卓絕的創造，說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詩也不過分”。廣大文藝工作者認真踐行講話精神，創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精品力作，開創了人民文藝的新時代。（本報記者 李向紅 實習生 張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