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事包圍,政治爭取,北平和平解放成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一個光輝范例,被譽為“北平方式”。
作為這段歷史的重要見證,一個不足百戶、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莊——五里橋村被載入史冊。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次和談,吹響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號角,最后一次的五里橋和談,更是徹底叩開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門。如今,豎立在常營鄉東高路東側五里橋公園里的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橋談判紀念碑,仍在為后人講述著戰爭年代革命先輩們的軍事韜略和豐功偉績。
和談序曲:
軍事壓力政治爭取雙管齊下
早在勾勒平津戰役的戰略構想時,中國共產黨就把爭取傅作義率部起義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分幾條線做傅的工作。
在此之前,共產黨已經在傅作義的身邊留下“棋子”。1946年的一天,化名張治公的王玉受黨中央委派,找到了跟黨組織失去聯系7年的中共地下黨員閻又文。
此時的閻又文在傅作義部隊的職務和地位已經很高,除任傅作義的秘書外,還兼任第12戰區長官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以及傅部的機關報《奮斗日報》社長。
閻又文按照黨中央的指示,不為小的局部戰場情報而暴露,潛移默化地對傅作義施以政治影響。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態勢。中共中央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對傅作義在武力斗爭的準備下,積極進行政治爭取。
1948年10月上旬一個周日的上午,中共平津南系學委領導派人趕到前門東站,攔下正要上火車返津的中共地下黨員傅冬菊,讓本在天津《大公報》工作的她回到其父身邊。
回到北平后,傅冬菊驚奇地發現父親竟然在讀毛主席的著作,還用紅藍筆勾畫了重點,于是便經常偷偷將解放區的進步雜志和書刊放在父親的書桌上。傅作義有時會翻看。
傅作義顧慮重重。對戰多年,共產黨真的能接受他嗎?若和談成功,多年來跟著自己出生入死的部下如何安置?傅冬菊一一匯報給地下黨組織,再依據黨組織的指示,回來細細勸說傅作義,打消他的疑慮。
同時,地下黨學委還起用了中共平津學委職業青年支部書記李炳泉。李炳泉曾是國民黨華北“剿總”機關報《平明日報》采訪部主任,其堂兄李騰九是傅作義華北“剿總”聯絡處少校處長。李騰九對時局已有悲觀之意,在李炳泉的勸說之下,他的疑慮和防備徹底消除,答應去做傅作義的工作。
地下黨學委崔月犁也通過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等人一同做傅作義的工作。
11月底,東北野戰軍源源不斷進駐北平周圍,傅作義在辦公室如坐針氈,思想情緒陷入極度的矛盾之中。
傅作義每天的神情、言談、活動,甚至一些唉聲嘆氣、發脾氣、咬火柴這些細微的情緒變化,都及時被匯報給北平地下黨。這對于平津前線指揮部做出及時正確的判斷和決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2月初,東野和解放軍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完成了對北平、天津、張家口之敵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截住了傅作義部南逃、西竄的通路。
傅作義感到了和談的迫切,于是授意李騰九與共產黨聯系。學委決定派李炳泉與傅作義秘密接觸。
1948年12月10日,李炳泉被傅作義請進了中南海居仁堂辦公室。當得知李炳泉曾在《平明日報》任職時,傅作義很是吃驚:原來共產黨人就在自己的報社呀!
這次見面中,傅作義終于下定了談判的決心,請《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作為自己的代表,由李炳泉帶路,與中共方面進行和談。北平和談的橋梁悄然搭建起來。
第一次和談:
傅作義派代表秘密出城
1948年12月13日,李炳泉帶著崔載之等4人秘密出城。不料出城不遠,就被傅作義巡查部隊攔截,崔載之攜帶的電臺被發現,其中緣由不便直說,他們一行人只好原路返回。
12月15日,李炳泉和崔載之等人再次秘密出城,崔載之放棄了電臺,這才一路搭汽車、三輪車和步行,終于到達了解放軍前沿陣地。可是他們又沒與城工部來接頭的人碰上,李炳泉只好請求路過的部隊將他們當作“俘虜”送往司令部。
幾經波折,李炳泉、崔載之一行終于來到距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駐地薊縣孟家樓不遠的八里莊。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參謀處處長蘇靜負責接待。蘇靜回憶,這里原是村里一個地主的宅第,時值隆冬,天氣寒冷,雙方索性就坐在炕上或圍在火爐旁,隨便交談如同閑聊天兒。但雙方心里都很清楚,目的也很明確——了解對方的真實意圖。
對于這次談判,解放軍方面也是嚴格保密。一封北京市檔案館館藏電報中寫道:“賀、陳、楊、何:(一)盼你們派兵將傅作義之代表經北平以北到達三河與我們談判,(二)望注意勿向部隊泄露此事,以免松懈戰斗準備,護送部隊沿途須嚴守秘密,護送的指戰員皆不應知道此事,以免發生個別戰士逃跑泄露機密。”落款是“林、羅、劉”。
“賀、陳、楊、何”即東北野戰軍十一縱隊的首長賀晉年、陳仁麒、楊春甫、何廷一,“林、羅、劉”是平津前線司令部領導人林彪、羅榮桓和劉亞樓。林彪、羅榮桓和劉亞樓在安排下屬進行接待的同時也將此事電告中央。
中央軍委迅即回電,對這次談判的原則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即“以爭取敵人放下武器為基本原則。”
12月19日,平津前線司令部參謀長劉亞樓與崔載之開始正式談判。雙方交換意見后因條件差距很大,未獲任何結果。
對于談判結果,中共中央早有預料。16日16時,軍委給林、羅、劉的電報中就指出,“這只是一種試探性的行動,如果傅有誠意談判,他還會有代表出來的。”
第二次和談:
雙方草簽會議紀要
果如中共中央所料,時隔半月,傅作義第二次派出了談判代表——華北“剿總”少將民事處處長周北峰。周北峰是傅的同鄉,曾多次代表傅與中共進行接觸。同行的是燕京大學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張東蓀,由于受到雙方的信任,他作為和談的第三方代表居中調停。
兩次談判期間,華北戰場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12月22日,傅作義的嫡系主力部隊第35軍在新保安地區被殲,23日,張家口守軍被殲。新保安、張家口之戰斬斷了傅作義的西逃之路,也給他以巨大的精神打擊。
和平解放北平的時機日趨成熟。
此時發生了一個插曲。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曾公布了一份國民黨軍隊中43名頭等戰爭罪犯的名單,傅作義是第31名。傅作義非常憤怒,悲觀失望至極。
1949年元旦,毛澤東電示林彪平津和談六條意見,提出了我方的原則立場和政策,表明了我方和平解決平津問題的誠意,還提到:將傅列為戰犯,他可借此做文章,和平解放北平,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爭罪。這無異于是給了傅作義一副對癥的良方。
李炳泉授命背下了450字的六條意見,回北平向傅作義轉述。傅作義聽后如釋重負,情緒大有好轉。
1949年1月6日清晨,周北峰來到張東蓀家,崔月犁告訴他們此次的聯絡暗號是“找王東”,并讓張東蓀的兒子取了塊白布縫在一根棍子上面:“通過火線時就搖晃這個旗子走吧!”二人在通過前沿戰壕時遇到解放軍戰士,于是搖晃小白旗,果然被戰士領到了指揮所,翌日下午被順利護送到八里莊。8日、9日上午,他們分兩次與平津前線司令部領導人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劉亞樓等進行了第二次談判。
中共提出改編國民黨軍的方案,對傅作義等起義人員一律既往不咎。談判取得很大進展,雙方草簽會談紀要,約定1月14日為傅方答復的最后期限。
傅作義此時還沒有最后下定決心,談判期間仍繼續修建天壇、東單兩處臨時機場。城內地下黨同志及時提供情報,解放軍用炮火封鎖了機場。
第三次和談:
不談天津只談北平
1949年1月12日清晨,一隊解放軍來到通縣一個不足百戶人家的小村莊——五里橋村(后劃歸朝陽區),他們對村里張家大院室內外陳設重新進行了布置,還從“東興居”飯莊請來了廚師。頓時,小村子熱鬧起來。人們議論紛紛,猜想著這里可能要來大人物!
由于干部嚴守秘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人們才知道,當時來這里的竟是共產黨和傅作義的代表。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就是在這里達成的。原來,平津前線司令部移到了通縣宋莊,所以第三次談判地點轉移到了五里橋。
1月14日午后,作為傅作義的全權代表,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攜民事處處長周北峰等一行4人,出城來到五里橋村張家大院。平津前線司令部領導人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到門口迎接。
解放軍在同一天開始強攻天津,敲山震虎。
一見面,聶榮臻就開門見山地表示:上次談判中規定14日午夜是答復的最后期限,現在只剩下幾個小時了。今天我們已經下達了攻打天津的命令,這次再談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談北平的問題。
經過29個小時的激戰,解放軍全殲天津國民黨軍13萬人。天津被攻克后,北平成了一座孤城,20多萬守敵完全處在解放軍嚴密包圍中,傅作義已經沒有什么討價還價的籌碼了。
1月15日上午,談判正式開始,一直持續至深夜,進展順利。當日,雙方就北平國民黨軍隊開出城外指定地點進行改編方案、華北“剿總”和部隊團以上軍官的安排原則、北平國民黨軍政機構的接收辦法等問題初步達成協議。
1月19日,雙方代表根據在五里橋簽訂的協議,逐條具體化,并將協議正文增補為18條,附件4條,共22條,報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修改后,作為正式協議。21日,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代表蘇靜和傅作義的代表王克俊、崔載之分別在《關于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上簽字。22日,傅作義在協議上簽字,并發表廣播講話,正式對外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實施協議的條文。
和談后續:
不擾群眾過年推遲兩日入城
解放軍原本計劃1949年1月29日進入北平接防,但考慮到這天是農歷正月初一,為了不打擾北平市民過年,決定推遲兩天。1月31日,解放軍入城接管防務,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上午10時起,人民解放軍舉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雖然天寒地凍,但大街小巷擠滿了人,北平的市民手執旗幟,高呼口號,歡迎解放軍進城。
入城后,第41軍干部戰士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隆冬時節,四面透風的城樓上,屋里沒有生火,鋪上沒有干草,北風吹得“透心涼”。附近百姓多次請戰士們到家里烤火取暖,但戰士們堅持不進民房,不打擾群眾。121師“長嶺連”剛到駐地當晚,熱心的老鄉請戰士們進屋住,他們謝絕了。半夜,北風呼嘯,群眾“合屋并床”騰出幾間屋子請戰士們住,戰士們又婉言謝絕了群眾第三次來請。“三請三不進”的故事就這樣傳開了。
五里橋談判在平津戰役乃至整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談判達成基本協議,實現北平和平解放,使北京這座歷史名城免遭戰禍、200萬北平人民免遭戰火涂炭,為新中國首都的建立和建設奠定了基礎。
“北平方式”成為各個戰場學習和效仿的榜樣。1949年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8月4日,長沙和平解放;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這一方式加快了全國解放的進程。(侯莎莎)